一、大势所趋：文科正在走进实验室

实验室长期被视为自然科学的专属领地，文科的典型场景则是书斋与档案馆。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正在松动这条边界。面对数百万页报刊、跨语言手稿、地理信息和音视频档案，研究者需要完成扫描、识别、清洗、建模、标注、关联、展示与保存等一系列工作。任何一个环节处置不当，都可能改变材料的呈现方式，进而影响最终结论。人工智能参与文本分析、知识图谱构建和文化遗产重建之后，数据模型、版权、算法与算力也进入研究设计。传统的个人研究模式已难以独立完成这类复杂任务。

研究对象的数据化和研究方法的计算化，带来了更细的专业分工。学者负责提出问题，研究软件工程师将问题转化为数据结构和可运行系统，图书馆员与数据专家处理材料来源、元数据和长期保存，项目经理协调范围、预算与进度。过去由研究者个人承担、很少被专门说明的工作，逐渐成为可以分工、记录和评价的研究环节。

成果形态也在变化。数据库、数字版本、知识图谱、研究软件和开放教学资源，已经成为论文、专著之外的重要学术产出。大规模文本挖掘、历史地图配准与跨版本比较，则让人文学术获得了新的观察尺度，如同多了一副“望远镜与显微镜”。与之相伴，研究软件工程、数字策展和数据管理等岗位开始进入文科人才培养体系。文科实验室由此获得了明确的组织功能：它汇集材料、方法与不同专业的研究者，为新问题提供试验条件，也为尚在形成中的项目提供孵化空间。就此而言，文科实验室可以被理解为智能时代文科研究的创新工场。

过去二十余年，欧美高校与研究机构陆续设立文科实验室、数字人文中心和研究基础设施。近年来，中国也在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的推动下加快布局。不同国家和机构采用的名称、规模与组织方式不尽相同，但都在回应同一个变化：当研究材料和技术流程日趋复杂，文科研究需要更稳定的协作机制与专业支持。

二、国内外发展现状

（一）国外：多种组织形态并存

一项针对欧洲和美国16家代表性机构的比较研究显示，欧美文科实验型科研组织已经形成多种类型，运行制度也逐步细化。[1]

伦敦国王学院数字实验室（King's Digital Lab，KDL）设有13个全职研究软件岗位。同一时期，团队可能承担约20个开发中项目、参与30项资助申请，并管理约60个资助结束后处于不同状态的项目。该实验室自2021年起纳入英国TRAC核算体系，2025年公开的人员日费率约为826至983.78英镑；学院提供基础保障，实验室同时实行约50%的年度成本回收。[2][3]

成立于1994年的柏林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和法兰克福马普法律史与法律理论研究所，依托长期基础经费与专业图书馆，将数字人文团队嵌入持续数十年的研究议题。后者藏书约49万册，研究人员约60名。[4][5]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数字人文实验室（DHLAB）由Frédéric Kaplan于2012年创立，主要运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处理大规模文化数据，“威尼斯时间机器”和Impresso历史报刊平台是其代表项目。[6]

剑桥数字人文中心（CDH）成立于2017年，2022年招收首届数字人文硕士。其“方法研究员”计划向教师和研究生提供每人1200英镑的小额资助，用于开发数字方法课程，相关项目每年吸引500余名参与者。[7]卢森堡当代史与数字史研究中心（C²DH）2024年年报显示，中心有来自26个国家的119名成员；2022年披露的第三方经费超过全部资源的三分之一。[8][9]2014年取得欧洲研究基础设施联合体（ERIC）法律地位的DARIAH-EU，则把成员国已有的工具、标准、服务与培训连接为跨国网络。[10]

美国的相关机构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弗吉尼亚大学Scholars' Lab自2006年起隶属大学图书馆，工作重点是帮助研究者掌握数字学术方法，并通过学生项目章程保障参与者的署名与专业成长。[11]宾夕法尼亚大学Price Lab成立于2015年，初始资金包括Price家族700万美元捐赠和梅隆基金会400万美元资助。[12]东北大学NULab每年春秋两次提供单项不超过2500美元的种子资助，用于验证材料、方法和合作关系。[13]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CDRH由图书馆与人文学者共同领导，长期开展文学与历史档案、TEI文本编码和开放出版工作，说明持续的专业积累并不完全取决于学校的资源规模。[14]

（二）国内：政策推动下的制度化建设

国内文科实验室建设起步较晚，政策推动特征较为明显。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推动文科教育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15]同年12月，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启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试点建设。[16]

2021年12月，首批名单公布，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实验室等9家入选试点，另有21家列为培育，建设周期为5年，其中包括1年试运行。[17]2024年2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对实验室定位、建设与管理作出制度规定。[18]2025年2月，第二批实验室建设工作启动。[19]同一时期，各高校也陆续设立数字人文中心和计算社会科学平台，文科实验室逐渐成为高校科研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建设路径、资源结构与发展阶段

从样本机构看，欧美文科实验型科研组织的形成机制较为多元，包括图书馆服务转型、学者研究计划、公共科研投入、社会捐赠和基金会支持等路径。中国现阶段主要依托教育主管部门布局和高校申报建设，政策推动和学校配套的作用更为突出。

发展阶段也有差异。欧美部分机构经过二十余年的运行，已经建立成本核算、项目准入和生命周期管理制度。KDL还为项目退役制定了迁移、静态化、归档与关闭方案。[3]国内多数实验室仍处于制度建设和专业岗位形成阶段，现有政策为规范运行提供了基本框架，具体制度仍需在项目实践中完善。

资源来源方面，欧美样本机构通常采用基础拨款、竞争性经费、捐赠基金和成本回收等组合方式。国内实验室目前以财政投入和学校配套为主，社会捐赠与多元筹资相对有限。后发的优势，是有机会避开先行者已经踩过的坑；风险则在于，容易把二十余年的制度积累误认为一纸方案即可复制的成品。

三、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

上述16家机构大致可以分为六类：研究软件工程团队，如KDL；学科研究所，如两所马普研究所和C²DH；计算研究实验室，如EPFL DHLAB；大学级跨院系平台，如剑桥CDH、Price Lab和NULab；图书馆型实验室，如Scholars' Lab、耶鲁DHLab和CDRH；分布式研究基础设施，如DARIAH-EU。[1]

不同类型承担的任务并不相同。工程团队负责项目开发与系统运维，大学平台侧重方法培训和跨院系合作，研究所围绕长期议题积累材料与方法，跨国基础设施关注标准、服务和互联。评价指标需要与机构定位相匹配。若以同一套尺度考核所有文科实验室，工程交付、基础研究、教学培训和资源服务之间的差异便难以得到准确反映。

成熟机构通常拥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岗位。除了人文学者和程序开发人员，还需要能够把学术问题转化为数据需求的研究软件分析人员、协调范围和进度的项目经理、处理元数据与授权的数据馆员，以及负责部署、维护和退役的系统管理人员。这些岗位连接了研究设想与技术实施，是文科实验室持续运行的重要条件。

项目准入构成另一项基本制度。KDL在承接项目之前进行可行性评估，申请者需要说明研究问题、材料状况、预算和维护责任。评估可能得出暂不开发或缩小范围的结论。[20]Scholars' Lab也明确拒绝一般性技术外包。[11]这类制度用于保护有限的专业能力，使实验室能够把资源投入真正需要协作研究的项目。

数字项目还需要覆盖完整的生命周期。管理工作始于研究问题、材料条件与权利状态的评估，随后进入共同设计、开发、维护和迁移，最终可能采取静态化、归档或关闭等方式。可持续性并不等同于所有项目永久在线。项目启动时明确保存范围、维护责任和退出方式，更有利于控制长期成本。

在经费安排上，较为稳定的模式是由学校或公共财政承担核心岗位和基础设施，竞争性经费用于新增开发和专项数据工作。项目经费难以单独维持长期团队，完全依赖校内拨款又可能减弱外部需求检验。两类经费的合理分工，直接影响实验室的人员稳定和项目质量。

四、共同难题：崛起背后的结构性困境

文科实验室首先面对资助周期与技术寿命不一致的问题。研究资助通常持续两至五年，数据库和研究软件的学术价值却可能延续数十年。资助方往往重视新项目，对软件依赖升级、系统迁移和安全维护的支持相对有限。KDL成立之初继承了近百个资助已经结束的遗留项目，集中反映了这一矛盾。[3]有关数字人文项目可持续性的研究还指出，项目停止运行不仅源于技术老化，也与人员流动、制度变化和过程知识流失有关。[21]

专业劳动与学术信用之间也存在落差。数据清理、元数据编制、软件测试和系统运维会影响研究过程乃至研究结论，但承担这些工作的人员常被列入致谢，很少获得与实际贡献相称的署名。英国202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艺术与人文领域的研究软件工程师仍缺少清晰的认可机制与晋升通道。[22]

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还可能挤压团队的研究能力。实验室建立声誉后，咨询和开发请求随之增加；缺少项目准入和容量管理时，专业人员容易被日常技术服务占用，难以开展方法研发和长期研究。数据本身的偏差同样需要审视。哪些材料得到数字化、哪些语言具有更高的识别率，都会影响研究者能够检索和分析的历史范围。

国内实验室还面临一些与建设阶段相关的问题。部分高校更重视空间和设备展示，对专业人员参与研究设计、项目管理和长期维护关注不足。缺少稳定团队与项目制度时，再堂皇的可视化大厅和数字大屏，也很难转化为持续的科研能力。研究软件工程、数据管理和数字策展等专业岗位尚未普遍建立，数据库、软件等成果的评价方式也有待完善。课题结项后平台失去维护来源的情况，反映出项目制经费与长期运行之间仍缺少衔接机制。这些问题，欧美同行大多已经付过学费，后来者没有必要重蹈覆辙。

五、建设路径：让创新工场真正运转起来

国外样本机构没有提供一张可以照搬的图纸。马普研究所依靠长期公共投入，Price Lab有千万美元量级的捐赠作支撑，这些条件难以简单移植。更有参考价值的是制度形成的顺序：先配置专业人员，以小规模项目检验方法和需求，再决定是否建设共用平台；项目启动时同步考虑成果保存和退出方式。沿着这一顺序，创新工场才能从具体研究中生长出来，而不只是一个预设的空间概念。

（一）从研究问题和核心团队起步

多数高校可以先围绕明确的研究问题配置核心团队，无须立即建设综合门户或大规模扫描中心。5—6人的初始团队可以作为参考，包括学术负责人、数字方法人员、开发或数据工程人员、图书馆或档案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建设初期可选择3—5个材料条件较好、研究目标清楚的试点项目。相似需求经过多次验证后，再决定共用平台的功能和规模。说到底，实验室之立，立于人而非立于器。

（二）建立分级项目与退出制度

实验室可以按照种子项目、研究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实行分级管理。种子项目以3—6个月为宜，重点核验材料、方法和合作条件，不预设长期平台目标；研究项目通常持续1—3年，需要明确团队、预算和数据管理计划；基础设施项目应以稳定的用户需求和可持续维护经费为前提，研究项目结项后不自动转为基础设施。

项目申请应说明数字方法的必要性、数据权利状态、责任分工、署名方式和退役方案。对于缺少持续价值或维护条件的项目，正式归档并说明终止原因，远胜于任由失修的网站带着安全隐患苟延。

（三）完善专业岗位与成果评价

高校可探索研究软件工程师、数据馆员、数字策展人和研究项目经理的岗位序列与晋升通道。评价内容应覆盖研究设计参与程度、软件与数据质量、成果复用情况和培训贡献。

成果评价也需要区分类型。数据库可考察材料覆盖、数据质量和引用情况；软件可考察测试、文档、复用和维护；课程则应关注学习者能否独立运用相关方法。分类评价有助于识别不同成果的实际价值，也能使专业人员的贡献得到更准确的记录。

（四）形成组合式经费结构

基本经费、项目经费和种子基金可以承担不同任务。学校负责核心岗位、基础服务器和长期保存成本，外部项目经费用于新增开发与专项数据工作，小额种子基金用于验证研究设想。NULab以两千余美元启动一项探索的做法说明，形成早期合作并不总是需要大额投入。[13]

图书馆适合深度参与实验室建设，承担数据管理、版权咨询和数字保存等职责。馆员在材料遴选阶段进入团队，可以较早识别授权、元数据和长期保存问题，减少项目后期的返工。

（五）分阶段形成长期能力

建设初期可集中完成团队组建、种子项目试行，以及项目申请、署名和退出制度的设计。经过两至三年的运行，逐步固定关键岗位，发展课程和可复用组件。只有经过持续需求检验的服务，才适合转为长期基础设施。实验室还应定期审查项目组合，及时归档或退役已失去维护条件和使用价值的系统。

教育部实验室体系覆盖多所高校，为跨机构协作提供了组织基础。可以参考DARIAH的做法，在运行较成熟的节点之间逐步推进标准互认、培训共享和工具互联，减少重复建设与数据隔离。[10]

结语

文科实验室把分散的材料、方法和专业人员组织到持续的研究过程之中。数据库、地图、软件与展览是可见的成果，项目准入、岗位分工、学术信用和生命周期管理则决定这些成果能否长期发挥作用。随着材料、方法和成果形态日益复杂，文科研究已经需要更清楚、更持久的协作责任。

“创新工场”的价值正在于这种组织能力：它使研究问题能够接受方法检验，使不同专业的劳动得到确认，也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考虑保存、维护和退出。项目会结束，网站会下线，惟制度与人才长存。中国文科实验室下一阶段的重点，应由建设空间和配置设备逐步转向稳定团队、完善制度与跨机构协作，把今日的政策热度沉淀为建设周期结束后仍能发挥作用的研究能力。

参考资料

[1] 《欧美文科实验室的组织形态、运行机制与建设启示——基于欧洲与美国16家代表性机构的比较研究》专题调研报告，2026年7月。（国外案例的机构定位、人员规模与经费数据均转引自该报告所核验的机构官网及年度报告，下列各条为其原始出处。）

[2] King's Digital Lab. About; How does KDL determine its costs for partners and funders? https://kdl.kcl.ac.uk/about/ ; https://kdl.kcl.ac.uk/faqs/how-does-kdl-determine-costs/

[3] King's Digital Lab. Archiving and sustainability. https://kdl.kcl.ac.uk/about/archiving-and-sustainability/

[4]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igital Humanities. https://www.mpiwg-berlin.mpg.de/research/digital-humanities

[5]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Legal History and Legal Theory. The Institute; Digital Humanities. https://www.lhlt.mpg.de/institute ; https://www.lhlt.mpg.de/digital-humanities/en

[6] EPFL Digital Humanities Laboratory. https://www.epfl.ch/labs/dhlab/

[7] Cambridge Digital Humanities; CDH Methods Fellowships 2025/26. https://www.c2d3.cam.ac.uk/opportunities/cambridge-digital-humanities-applications-202526-cdh-methods-fellowships

[8] Luxembourg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nd Digital History. 2024 Annual Report. https://www.c2dh.uni.lu/report/2024/about

[9] Luxembourg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nd Digital History. 2022 Annual Report. https://www.c2dh.uni.lu/report/2022/more-about

[10] European Commission. A digital infrastructu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DARIAH). https://projects.research-and-innovation.ec.europa.eu/en/projects/success-stories/all/digital-infrastructure-humanities-research

[11]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lars' Lab. About; Student Programs Charter. https://scholarslab.lib.virginia.edu/about

[12] Price Lab for Digital Humanities. What We Do. https://pricelab.sas.upenn.edu/about/what-we-do

[13]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NULab. Seedling and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Grants. https://cssh.northeastern.edu/nulab/research/seedling-grants/call-for-proposals-process/

[14]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About CDRH. https://cdrh.unl.edu/about/

[15] 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在山东大学召开（2020年11月3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1/t20201103_498067.html

[16]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启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2020年12月）。http://www.moe.gov.cn/s78/A13/tongzhi/202012/t20201231_508348.html

[17] 教育部公布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2021年12月，试点9家、培育21家）。https://acabridge.cn/news/202112/t20211212_2187166.shtml

[18]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2024年2月）。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2557/s3103/202402/t20240226_1116821.html

[19] 教育部社科司关于启动第二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工作的通知（2025年2月）。http://www.moe.gov.cn/s78/A13/tongzhi/202502/t20250220_1179742.html

[20] King's Digital Lab. What happens after KDL takes on a project? https://kdl.kcl.ac.uk/faqs/what-happens-after-kdl-takes-on-a-project/

[21] Barats, C., Schafer, V., & Fickers, A. (2020). Fading Away: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ility in digital studies.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14(3). https://www.digitalhumanities.org/dhq/vol/14/3/000484/000484.html

[22] Beavan, D., et al. (2025). Evidencing the Impact of Research Software Engineers on Arts & Humanities Scholarship. Zenodo. https://zenodo.org/records/15083632

作者：

刘炜（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社科智能实验室（AI4SS Lab）主任）

初审：顾洁

复审：林尼

审定发布：丁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