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范式转型系列｜未来戏剧的大众逻辑与研究格局

黄静枫，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戏剧理论批评史、未来戏剧。学术兼职：全国戏剧名词审定委员会秘书长、上海文艺评论基地副主任、中国田汉研究会理事。入选首批国家文化英才工程青年文化英才项目、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等。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7届）和二等奖（16届）、第八届“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一等奖、第三十六届“田汉戏剧奖·理论奖”一等奖、中华戏剧学刊青年优秀论文奖（2017年度、2019年度、2021年度三届）、第二届国际戏剧“学院奖”（理论奖·新秀奖）、中国戏曲文化周全国“十佳论文”奖等。

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带来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戏剧生产也正发生着关键性的变革。以AI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度参与创作、演出、营销、传播等戏剧生产环节，如编剧与ChatGPT共创剧本、AI模型学习经典剧作家作品并生成符合其风格的文本、AI工具生成舞美概念草图、人机共舞、数字文创开发、5G智慧剧院上线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戏剧活动因之发生的变化将更加剧烈。

我们不禁要问：技术的介入是必然的选择吗？这关乎“数字+戏剧”的发生问题。我们还要思考：技术的介入给戏剧带来了什么？我们的研究工作如何去把握这种变化？这涉及学术前沿话题，也关乎戏剧学学科建设和中国戏剧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在回答这两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对未来戏剧与未来戏剧学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以便更好地进行阐述并开展后续的相关研究工作。

数字技术的介入必将引发舞台样貌的变化，在改变戏剧形态的同时也催生出新的演艺形态，随之而来的则是大众审美范式的变迁，戏剧数字审美作为一种脱胎于传统戏剧美学的新审美正在被重塑，这是新形态。AI作为协作者引发戏剧生产方式的变化，进而带来戏剧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这是新业态。形态、产业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人才培养、宏观政策、市场构成的调整，它们彼此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新生态。新形态、新业态、新生态（以下简称“新三态”）给戏剧学带来了新的研究对象，它们呼唤新的戏剧研究范式与评价体系，即所谓“新研态”。新形态、新业态、新生态、新研态是我们为数智时代戏剧变革提炼的四个关键词。

目前很多人对“未来戏剧”的理解多从字面意思出发，认为“未来”是修饰“戏剧”的定语，按照这个逻辑，未来存在或可能出现的戏剧形态都可以称为未来戏剧。这里面就包括已经形成并在今后会继续发展的戏剧形态，如沉浸式戏剧（可追溯至环境戏剧），以及一些文旅戏剧（可追溯至特殊场域表演）等。然而，如果我们将“未来戏剧”作为一个整体，就可以将其理解为前文提及的“新三态”，即前文提到的四个关键词中的前三个。于是，我们可以这样下定义：未来戏剧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中，在以AI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当前尚处于发展初期，但具有明显的引领性、变革性与不确定性的新兴戏剧样态和其背后的新型产业形态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戏剧新生态。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数字戏剧”“人工智能戏剧”“未来戏剧”这三种提法的区别。前两个称谓关注戏剧形态的变化，数字戏剧指的是融入了数字技术的新型戏剧形态，在这个概念里既不包含业态，也没有强调生态。人工智能戏剧则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戏剧”，也是立足戏剧自身形态在人工智能参与下的变化。而“未来戏剧”的视域不仅覆盖戏剧面貌的更新，也涵盖全产业链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重塑，这当然也就囊括政策导向、时代思潮、观众心理、审美范式、创作伦理、人才培养、衍生品等维度的革新。

如果说“新三态”构成了未来戏剧内涵的三个维度，那么，“新研态”就是我们提出的未来戏剧学。它是以未来戏剧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是上海戏剧学院在科艺融合背景下，针对当前戏剧之变，回应行业转型需要，积极谋划并已经付诸建设的一个全新交叉学科方向。它以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三位一体”作为内在发展逻辑，强调以下三点：一、 学术研究为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二、人才培养为学术研究和智库建设输送新质人才；三、智库建设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践指导，反哺学术建设和人才培养。

未来戏剧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当前数字技术引发的戏剧之“变”的概括，而未来戏剧学则强调，对戏剧之“变”及其未来发展的研究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我们希望通过对未来戏剧学的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引领戏剧学的研究范式转型。引入这两个概念是为了回答文章开篇提出来的两个问题。接下来，我们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戏剧援引技术，是不是必然的选择？换言之，戏剧是否可以拒绝技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戏剧未来发展的定位。

一、大众逻辑与未来戏剧的发生

如果单从维护艺术自身体系的稳定性来讲，技术的介入其实是一项“破坏性”行为。比如，中国昆剧早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高度谨严的演剧规范，它以“曲”为依托生长出与之配合的肢体动作，演员唱到哪句曲词就需要做相应的动作。这些规定被记录下来后，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诸如《审音鉴古录》之类的身段谱。推至全体戏曲剧种，我们看到，除去为了表现现代生活而进行的“创造”之外，已经成型的剧目在历代搬演中恪守传统是第一位的。这既是行业的规则，也是戏曲艺术活态传承的重要保障，还是观众欣赏过程中主要的兴趣点。即便“创造”，也只能在既定体系中推演，很难想象戏曲艺术本体被彻底无视后的另起炉灶之物还能够被称为“戏曲”。换言之，演剧各环节的内在规约一旦被建构就会彼此关联、形成体系，而严谨的体系往往又是具有排他性的，也不会被轻易撼动。技术的加入，势必会引发原有演剧体系的松动。有时候，我们批评“十七年”时期舞台美术设计的写实风格会破坏之前场次的自由切换、影响身段和程式的完整性呈现，其实就是认识到，空舞台被装置技术改造后，会一定程度上松动原有的稳定构成。比如，梨园戏《陈三五娘·投荔》的传统演法中，有五娘与宜春运用科步表现“上楼”的情形，而在华东戏曲观摩会演上，舞台设计了一座楼台，不仅精彩的“上楼”表演被取消，连之后的表演也因为空间的逼仄而逊色不少。以上是对过于真实的物质性布景介入后的批评。然而，如果换个思路，“松动”是否意味着有可能“重组”？这就涉及自我革命的问题了。

如果某一戏剧样式在高度成熟后即被罩上玻璃罩、供奉在紫檀架上，那么，它可能只会面临传承的问题，而无须与“创新”对话。可是，当戏剧还要担负起文化职责，还要走进市场并与观众继续发生交流时，它就必须不停地进行自我扬弃。这背后其实是大众逻辑，即戏剧不能只是艺术至上主义者的专享，它也要成为更广大群体内部精神交流的媒介。而技术作为感官愉悦的重要手段，可以成为双向互动顺畅开展的催化剂。只有当戏剧走向更广大的群众，它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才能得到更大的彰显。这集中体现在身份认同的缔造、社群秩序的维系、集体记忆的延续乃至文化自信的建构等方面。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借助戏曲输出“人民性”，将戏曲纳入人民文艺的改造视野，本质上也是在重建秩序。这一新秩序不同于阶级社会借助伦理纲常进行约束，而是通过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进行规范。相比于精英逻辑对艺术品质的追求，大众逻辑更看重戏剧的社群功能。因此，技术援引这一表象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实际上是观众，是市场。它是戏剧在当前兼顾自我生存与社会教育而采取的有效手段。

其实，基于大众逻辑而援引技术的做法并非仅仅出现在当下。当我们回顾历史，会清晰地看到，长期以来观众、市场以及和它们绑定在一起的技术手段这三个因素在戏剧自身演进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市场法则面前，戏剧主创者们往往祭起技术这一法宝招徕观众。无论是张岱《陶庵梦忆》中记载的刘吉辉女戏如何用装置营造梦幻般的月宫，还是晚清崛起的以砌末变换制造奇观的灯彩戏，抑或是海派戏曲热衷的机关布景戏，我们看到，在中国戏曲的历史进程中，技术和装置从未缺席，而它们出场的重要动机便是给观众带来震撼，博取他们的眼球。

当我们拉回溯源的目光，将它投向当下，我们会发现，各类新型演艺正以多感官沉浸为重要手段来吸引人气，而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赋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英国国家剧院“NT Live”系列倡导“在电影院里看戏”的概念[1]，希望通过高清影像的切割与重组，创造出多维变幻的视觉感，在提升观剧体验的同时也能覆盖剧场外的人群。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游人如织，到《长恨歌》等实景演出的人头攒动，这类沉浸式戏剧能做到人气爆表，也正是因为创作者们从悦纳观众参与出发，积极构设互动方式。令人惊喜的是，观众的随意移动和自选剧情打破了传统戏剧的线性叙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演出不再完全依托以镜框式舞台为主的传统剧场，与此相对应的是，更多的城市空间（公园、商场、街区、文博场馆等）被作为观演关系发生的场所。一般认知中的以舞台和观众席为核心建筑物的剧场，不再是演艺发生的唯一空间，整座城市都可以被开辟为演艺空间。新空间演出这一戏剧创作理念的出发点，正是要打破“第四堵墙”，让观众从“看戏”变为“入戏”“造戏”。而要使新空间化身戏剧场域，简单的物理容器很难翻出更多的花样，全息投影、全感交互等技术的加持便显得至关重要。至于VR、AR、MR、柔性LED被普遍使用的文旅戏剧，更是秉持寓教于乐的目的，进行以受众为导向的创作。出现在当前中国乡村的一类新型演剧，和传统的班社搭台演戏不同，它往往以村民自发组织、游客深度参与为特点，集乡土文化宣传、演剧体验和旅游消费为一体。它正在借助新媒体平台为更多的人所熟悉。随着技术门槛的降低，它的形态也将变得更加丰富。总之，数字技术在这场从“破圈”出发的全民戏剧运动中变得举足轻重，它直接关系到沉浸系数的提升，赋予大众逻辑存在的合理性。尽管不乏一些反对的声音（如过度依赖技术会动摇剧本与表演的核心地位，碎片化叙事会破坏戏剧的完整性与深度，而过度商业化又会抽空艺术的文化内蕴而使其沦为消费体验），然而，技术介入戏剧的步伐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当前一些人也往往从功利主义出发，更关注戏剧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而非他们能让戏剧艺术获得什么，这无疑又加剧了技术向戏剧的渗透。

我们强调大众逻辑对技术的主动依赖，并不代表我们无视戏剧家在艺术理想与追求的驱动下开辟技术与戏剧融合的试验场。从约瑟夫·斯沃博达到罗伯特·威尔逊再到王翀，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戏剧家在为践行自己的戏剧理念和空间观念寻找技术的支撑，舞台叙事媒介也缘此不断革新。不过，在当下给予大众强烈参与感的各类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型演出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担负社会责任的管理者或者是以市场盈利为主导的艺术经营者，抱着吸引观众甚至制造经济效益的目的在尝试援引技术。

戏剧从大众出发、以观众为本做出的已有改变，在未来将会继续形成强劲的势头，并深刻影响戏剧的样貌。因此，回到观众并重审戏剧演进的大众逻辑是我们预测戏剧未来的立足点。这其实是一个关乎“发生”的问题。过去，我们谈“科艺融合”的时候，谈技术介入戏剧创作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谈必要性问题、历史问题和形态问题。我们会梳理出一条线索，即从技术革命开始，装置技术、数字影像技术以及当前的AI技术不断介入戏剧创作的发展脉络。我们还会总结技术带来的戏剧形态的改变，如演出空间、呈现方式以及观演关系的变化等，并思考这些变化进行怎样的配比会催生出演艺新品种。然而，我们对于“发生”问题关注不够，往往不大会思考技术介入的推手是什么。换言之，技术为什么会被不断引入戏剧创作？是技术的主动渗透？是戏剧界的艺术直觉？是作为精神活动的戏剧的社会需求？是戏剧生产被产业数字化浪潮“裹挟”了？现在看来，当前最主要的原因应是戏剧这一历史悠久的舞台艺术样式以自我革新的姿态去应对时代诉求、扩大观众数量、满足市场需求。它正在技术的襄助下不断融入当前社会。而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这种姿态带来的“新”将会更加丰富。

其实，大众逻辑也是戏剧史演进的内在构成，它作为历史规律始终回响在戏剧的发展进程中。当我们回顾戏剧艺术形态演进历程时，不难发现，观众因素作为递嬗的重要推手贯穿始终：宋元时期，中国戏剧的高度成熟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密不可分。明代花部崛起、雅部倾颓这一剧坛格局变更的主要操盘手是大众审美。近代以来戏曲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商业化，市场和资本重塑戏剧的内部结构，而商业运转的根本动因是观众对戏曲的娱乐消费需求。该需求最终带来剧目生产的制度性变革。“戏改”的出发点是让更广大的底层受众在观赏戏曲的同时接受思想的教育，为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后，我们不仅寻找到一种与集体主义精神相匹配的新型剧本生产模式，还创造出作为“诗—政治”结合体的剧目范本。

可以说，在戏剧演进的历程中，观众从来都不是被动迎合的一方。讲到这一群体的能动作用，我们一般会想到他们对作品的评价，其实比起“事后”的评价，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充当技术介入戏剧的强有力推手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主创团队为了“破圈”，为了“引流”，他们从观众出发而向“技术”去搬兵。更有甚者，观众直接进入创作环节，这出现在当前的音乐剧生产中。

当下音乐剧观众参与创作的现象是诸多舞台艺术中最为显著的，在孵化、演出、反馈等生产链的各环节，主创团队都有意识地设计、开通了参与渠道，实现了观众参与全覆盖，并不断推动“艺术共创+情感共建+商业共赢”这一音乐剧创作模式的成型。而为了让观众更好地参与，主创在运用数字技术上也是不遗余力。在孵化环节，一种“全民制作人”模式正在被打造。观众通过微博、抖音、工作坊深度参与创意开发和制作决策，涉及演员选角、视觉设计、宣传方案制定等。观众也会因为参与资金众筹而获得专属周边、探班、参与工作坊打磨剧本片段等权益。在演出环节，观众可以通过手机或投票器为剧情选分支，甚至观众在经过歌唱训练后可与演员同台表演。在反馈环节，主创人员收集各平台的观演反馈，修改台词，调整曲目顺序，以适配观众偏好。此外，我们在上海商船会馆驻场演出的沉浸式音乐剧《耋戏生》中看到，在多媒体互动技术的襄助下，各式灯光会随着观众步伐与手势的变化而变幻出不同的效果。观众用肢体动作触动互动装置进而带来演出环境的变化，这是音乐剧沉浸系数提升的突破口。而突破的关键是演员能否瞬间捕捉这种变化，调整表演，这种即兴式的演出将与观众一起营造出不断变化的情境。从以上音乐剧观众参与创作的事实中，不难发现技术本身为互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保障。而音乐剧的商业化水平越高、全民模式越成熟，其便会越主动地运用体感交互、大数据营销等数字技术升级观演体验、拓宽盈利渠道，而数字技术升级也会反过来催生更多形式和内容有所突破的沉浸式新剧目，持续拉动市场商业化扩容。

从发生的视角切入，以观众作为逻辑起点，我们指出了技术介入的必然性。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技术本身不具备意识形态属性，而戏剧活动本质是人类的精神活动，技术需要在文化底蕴和艺术思想的统摄下才能造就成功的作品，优秀的戏剧作品在本质上需要实现技术和艺术的协调统一。

大众逻辑是技术介入的根本动因，而当技术引发戏剧产业发生深刻转型时，戏剧将承载着娱乐、价值、知识不断地介入日常生活，激发全民主动地参与其中，掀起新大众文艺创作的浪潮。而产业数字化转型在缩短生产周期、减少生产成本、提升市场应变能力的同时，也降低了行业的准入门槛。在新媒介的襄助下，戏剧将走进更广大的人群，全面地介入更丰富的生活。戏剧广泛出现在校园、社区、乡村等各类公共空间中，它的参与者覆盖不同年龄、职业、地域的人群，过去的评价者、观看者现在甚至成为手机镜头前的表演者，戏剧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型戏剧开始渗入社会各领域，满足不同的社会行业需求，戏剧教育的作用对象范围不断扩大，戏剧成为行走和流动的课堂。能否“破圈”成为传统戏曲生命力旺盛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消费戏剧的方式变得多元，戏剧文化参与的路径也变得多样。总之，技术为戏剧活动日常化夯实了现实基础。未来，戏剧能将自身的辐射范围送抵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进一步引发审美价值的集体转向。作为娱乐的吸引、作为知识的输出和作为价值的浇灌，三者共同构成了戏剧大众化的“三条腿”。

二、戏剧之“新”与研究格局的形成

既然数字技术介入戏剧是大众逻辑之下的必然，那么，当前的介入究竟给戏剧带来了什么，我们的研究又需要做出哪些应对？我们现在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一）新形态引发戏剧本体探讨

戏剧的生命力源自创新，当创新在改变本质构成时，新的品种即将被孕育。一旦被改动的元素进行了重组并形成稳定的结构，新品种便宣告诞生了。回顾戏剧史，近代以来的新兴剧种如沪剧、越剧等便是在说唱艺术成功转化为代言体表演后宣告诞生的，而说话取代唱念后，话剧便作为新兴剧种与戏曲分庭抗礼。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呈现等技术手段正以场景营造要素的身份，与传统意义上的戏剧发生奇妙反应，改变了戏剧的本体构成，催生出演艺新品种。

关于戏剧构成要素，历史上有很多认识，诸如“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这里，我们以一般认识“四要素说”为例进行说明——假如我们把剧本（演出的底本）、演员（扮演角色）、剧场（表演和观赏的场所）、观众（戏剧活动最终得以达成的参与者）作为戏剧的四个要素。当表演主体变成“肉身演员＋数字演员”的复合体时，当剧本变得不确定且由演员和观众共同来完成时，当剧场变成虚拟空间且表演在虚拟场景中进行时，当观众借助MR等融合现实设备，通过眼动追踪、手势识别等传感器技术与虚拟元素互动时，那么我们一定会意识到： 是不是戏剧之所以被称为戏剧的决定性条件不存在了？当原有个体滋生出新品种时，它们和之前母体的同构关系就被打破。那么，这些形式是否还能被称为戏剧？或者我们是否需要重新界定戏剧概念的内涵？

上述变化实际上是在重构戏剧的身体性、即时性、在场性。那些由实时动作捕捉技术催生出的具有强烈影像视觉风格的戏剧形象开始成为没有生命的演员。传统的戏剧演出是一次性的，演出完成后也就成了一个定型的版本，而在数字技术参与下演出变得可编辑了。“观演共创”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虚拟在场颠覆了传统的在场性——演员和观众同时共场。当戏剧本体遭受冲击时，也就意味着新品种正不断涌现，戏剧实际上是这些新品种的母体。

在催生新品种的同时，戏剧自身形态也在发生嬗变。一方面，材料和载体的更新升级会带来戏剧知识、观念和审美的变化，进而改变戏剧的舞台呈现。数字屏幕、数字音效的普及，激发我们探索传统舞台写意的现代阐释。裸眼3D、全息技术正在延展戏剧讲述故事的功能。灯光、声音、影像由原先辅助叙事向叙事主体“变身”，并发展成实景、身体、影像与虚拟形象共存的统一叙事场。一些传统舞台设计中较难营造的场景开始借助数字技术而被打造出来，戏剧叙事也因此变得更加自如。过去需要借助演员肢体和声音唱词共同渲染出的意境，现在可以借助数字动画更为直接地表达，这也给演员提出了新的课题，他们需要调整过去习惯的舞台行动以达成新的舞台目的。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我们更新戏剧的表达，戏剧符号性、隐喻性的内涵将会拥有更多的技术载体。另一方面，在“破圈”动机的促使下，跨界融合将进一步加剧，戏剧将借助“他山之石”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新型融合戏剧成为一种趋势。

戏剧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其自身演进的历程也可以看成跨媒介融合的过程。回顾历史，中国戏曲孕育成熟的过程，正是歌舞、说唱、滑稽戏、杂戏等不同艺术门类相关要素汇聚、配比组合并渐趋稳定的过程。在中国话剧的民族化进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多种民族艺术元素的融合。而影像戏剧也是数字技术参与下的电影制作手段和戏剧的融合。未来，技术的升级将进一步推动各艺术门类的跨界融合。各戏剧种类之间以及戏剧与音乐、舞蹈、曲艺、影像、行为艺术的边界不再泾渭分明，在单一表演形式之外，综合艺术共同体的影响日益扩大。过去，我们常担心这种各艺术门类的融合若处理不好会变成简单的拼贴，成为形式的噱头，而现在数字技术的加盟正在构建全新的融合方式并有望孕育出新的审美范式。在上海戏剧学院开发的XR沉浸式昆曲《游园·惊梦》中，昆剧《牡丹亭》被拆解为素材，与其他舞台艺术样式共同构成VR体验的各环节。在“再造”《牡丹亭》的过程中，一种新型“杂糅式”演剧有望成型。传统舞台上不同门类艺术的同台演出往往会被认为是堆砌，但在虚拟数字技术的参与下，这种“杂糅”变得可以理解，就在于该技术搭建起一体化视听媒介平台，确立了各门类艺术在特定时空的共通审美逻辑。当前，融合现象不再只发生在各艺术门类间，艺术甚至开始和日常行动进行搭配。比如，近年来出现了“餐饮＋演剧”的融合形式。国风消费已从服饰、文创延伸至餐饮领域。部分人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吃饭，而更喜欢在用餐的时候感受历史氛围。不过，沉浸式餐秀的正确打开方式不应是传统的筵宴演剧，而应是将餐饮与戏剧深度结合，使它们成为同一产品的有机组成：观众（食客）的体验由场景、故事、味觉、表演共同给予，餐饮参与叙事，互动表演则成为核心驱动。事实上，跨界融合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立足戏剧主体，而不是做一个包罗了五花八门的碎片的万花筒——炫目但不成系统。

鉴于以上变化，本体研究需要对如下问题做出回答：数字技术介入后，戏剧构成要素和自身形态出现了哪些变化？缘于这些变化，我们是否需要重审戏剧本体论？传统戏剧基础理论面对新形态是否“失语”？如何对它们进行调适？如何建构全新的基础理论体系？在杂糅式演艺的背景下，如何从戏剧出发完成自我变革？如何根据构成要素在数智时代可能出现的变化去构想、预测未来的戏剧存在形式？概言之，本体研究的核心工作是立足未来戏剧并重审已有的戏剧理论。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在未来，除了技术引发的变革，我们自己关于戏剧认知的变化是否也能改变戏剧？前者是物质条件问题，而后者则是戏剧观的问题。其实，观念和技术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技术介入后带来实践的变革，进而刺激我们调整戏剧观念。而戏剧观念进一步落地时，会因为技术的加持而事半功倍，技术作为服务戏剧观念的手段被使用。这一点也是可以得到历史证明的。我们回顾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戏曲，不难发现它所秉持的求新求变的理念是在舞台装置技术的广泛运用中发展起来的，而随着求新求变成为一种风尚，海派戏曲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市场定位、审美品质和题材偏好，并在技术的加持下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标签。又如，我们将特定场域表演视为一种观念，强调表演空间的非制式性、历史意义和特色氛围。[2]把废弃厂房、街区、公馆等作为演艺空间，这是观念驱使下的舞台创新，而要进一步激活这类空间，赋予演出更大的魅力与审美体验，数字技术可以作为加持手段运用其中。比如，AI协同控制灯光、影像、机械、音响、气味、风感，就能打造沉浸式叙事空间。当前，数字技术正以相当猛烈的姿态介入戏剧，甚至有时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选择。技术不再一味地服从观念或被观念调遣，相反，技术正在引发观念的变革。

（二）新产业引发趋势分析

1943年，德国政治学教授O.K.弗莱西泰姆首次提出“未来学”（futurology）概念，用于定义事物未来研究这项科学工作。“未来学是人们对一个动态系统未来状态的预料、分析和推断，以及用未来信息反馈的观点处理现实问题的一门综合性学科。”[3]未来学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走进我们预测到的未来，它的科学性体现在“预测是一种根据既有事实或规律做出的预期判断”[4]，它对于现实的意义在于引导，因此，未来学存在着“现在（立足）—未来（预测）—现在（引导）”的内在操作逻辑。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而人类出于对将来的关心，试图寻找到最接近的答案，于是将预测未来作为一项极富挑战性又充满趣味的工作。从祭司、萨满到经济分析师、能源科学家，这条预知未来之路贯穿了人类千载的行动。

回到当前的戏剧，它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技术渗透。创作者主动拥抱技术的愿望非常强烈，这也是戏剧创作观念集体性转变的重要标志。技术所能带给戏剧的可复制性、自动化、高效率等，正是产业化升级所必需的。戏剧生产的“手搓”方式正在面临机械复制与人工智能的挑战。随着数字技术全方位地渗透到戏剧生产的各环节，戏剧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变得顺理成章。这是戏剧发展的总体趋势。从全产业链去分析戏剧发展趋势，是未来戏剧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构成。我们至少可以想见以下的多种趋势（有的甚至已经萌芽）：

在创作端，数字技术将被用于每一个创作环节。大数据分析技术将被用于观众画像、选题策划。AI从唱白润色、情节预设、体例编排等方面辅助剧本写作。AI将更多用于小戏、课本剧、文旅戏剧等轻量化创作。AI辅助舞台美术概念设计，包括快速生成布景、道具、服装的概念图、效果图与风格方案等。用参数化工具、数字孪生构建可动态调整的舞台模型，可自动适配剧场尺寸、承重、动线。虚拟预演参与二度创作，让编剧和导演的打磨更有针对性。多媒体影像、实时渲染、VR、AR、MR将成为常规舞台手段。动作捕捉、惯性传感可以让舞台灯光、影像和装置随演员表演实时响应。此外，当前人机共演、人机共舞的实时交互稳定性不足，动作捕捉、AI反馈、光影同步等技术仍存在延迟、误差，影响表演流畅度。未来“人”“机”将寻找到更好的契合方式，引发审美范式的革新。

在发行端，云剧场、线上直播进一步常态化，剧目切片、短视频、幕后花絮、演员访谈等“碎片”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借助AI完成宣传短视频的秒速创作。

在营销端，整体朝着数据驱动运营发展，既利用新媒体平台打造戏剧IP、演员个人IP，实现流量转化与长效运营，也通过用户画像、购票数据、观演行为分析，实现定向推送，还借助短视频的“轻松”制作来丰富宣传手段。

在管理端，院团日常管理，如剧目档案、演员资料、财务、场务、排期等，将被纳入数字平台统一进行，投入产出数据化评估等数据驱动决策机制将被重视与构建。

总之，数智时代的戏剧生产必将形成“创作—制作—演出—接受—管理—衍生品”全链条数字化生态。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放眼全世界，当前由数字技术主导的戏剧舞台变革虽已出现，但并非十分普遍。其实，大多数舞台创新仍是在观念驱使下展开的，甚至很多地区和民族的演剧还是在取法20世纪西方的剧场空间理论以求突破，人工智能技术的参与相当有限，遑论产业化与商业模式。不过，正是这种现状激发了我们对趋势研究的兴趣。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未来，智能世界必将到来，人工智能技术介入戏剧的力度也必将会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而不断提升。我们的趋势研究正是要预测戏剧产业的走向并对其积极引导、合理规范。它本质上属于纵向研究，是对戏剧在时间维度上发展规律的考察。它的目的是通过对戏剧当前新变革的研究进行汇总，以发现其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的规律，其基础是横向研究。

平衡艺术品质和产业效益之间的关系是戏剧产业数字转型成功的前提，换言之，我们需要的是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双赢。艺术品质是产业数字化的底线，而产业效益是数字化生存的保障。因此，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打造艺术取向规约下的商业模式。比如，当前AI在影视娱乐行业已经创造了众多虚拟形象。相比真人演员，数字虚拟人外形定制化高、综合实力强、IP权益明晰，而且“永不塌房”。然而，由于缺乏实时性和一致性，数字虚拟人难以具备真人的生命体验、情绪张力与艺术灵性，表演易冰冷、机械，也存在审美的巨大局限。因此，在产业化的同时我们也要寻找艺术与技术的平衡点，避免因过度炫技而导致作品沦为视觉奇观，防止艺术本质弱化。

核心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VR、AR、MR、全息投影、5G+、边缘计算、数字孪生等技术将在戏剧生产全流程中有序衔接并获得深度应用。

而技术与艺术融合系数的提升也必将成为产业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技术喧宾夺主的现象将被缓解，数字技术的适配路径被不断开发，技术赋能与艺术表达的双向提升会不断升级。

至于核心技术的普惠化也是我们需要引导、实现的发展方向。低成本、轻量化数字技术，将向中小剧场、基层院团、地方文旅项目普及，区域间、院团间的技术差距会不断缩小，这是商业化的前提。

此外，随着数字演员、虚拟编导、人机交互设计师等新职业的产生，建立版权、伦理、审美标准体系是职业化的必由之路。

以上各种趋势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课题。提前预测、预先谋划以及布局新的研究领域，这样的工作赋予了未来戏剧学高度的前瞻性，也决定了趋势研究是未来戏剧学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

（三）新生态激发对策研究

基于生态链的拆解，我们认为未来戏剧生态由以下五个方面相互作用而成：未来戏剧创作、未来戏剧传播、未来戏剧批评、未来戏剧管理、未来戏剧教育。我们的对策研究重点分析数字工具在以上五个生态链构成环节中的应用现状、问题并寻找解决的办法，由此形成未来戏剧对策研究的五个分支领域。研究者需要通过调研、统计和模型分析，总结AI大模型、数字孪生技术、VR、AR、MR等参与戏剧活动诸环节的路径与可行性操作，并做得失评判，探寻戏剧活动中“心芯联手”的正确方式，丰富应用场景，提升戏剧尤其是传统戏曲的“破圈”能力。这类研究应尽快解决以下主要问题：

1. 深度学习能力养成问题。当前各种场景、场所中的新空间戏剧本质上是一种脱离传统的新型戏剧。而AI技术的参与无疑为更大程度的创新提供了契机。在使用AI技术后，文旅项目中的戏剧演出活动能实现文本、视频动画的一体化创作，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还提升了效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AI剧本创作本质上是对文本大数据进行筛选、组合与输出。不同于人类编剧之基于个人经验、体验进行创作，AI写作是基于数据分析。AI会优先使用数据库中的高频词汇与句式等，这种创作方式难免落入套路。尽管AI写剧本效率会远高于人类，但是AI剧本的质量短期内无法达到人类编剧的正常水平。为此，如何参与AI自身迭代，以打造2.0、3.0等版本，生成更高水平的剧本，如何开发场景型AI剧本写作，进一步细化AI模型，诸如此类对策性研究将成为我们日后工作的重心。而进一步建设戏曲专业语料库和开发高层次自动生成软件，让AI能系统学习戏曲美学、舞台程式、剧种特征和剧本体制，提升AI在戏曲剧本生成上的专业性，更是难度极高的课题，需要多领域协作。

2. 技术适配性问题。比如，近来一些短视频中真人演员和AI演员进行拥抱、握手等互动时，会出现“穿透”、僵硬、无反馈等“失真”现象。如何弥合这一工具性和艺术人性的冲突，是未来人机共演提质增效过程中亟待克服的难题。通过开发多模态传感矩阵、优化部署三层分级AI，使真人演员与虚拟数字人、AI智能体、智能舞台设备能在同一时空顺畅自然地互动。又如，“非遗”戏剧在数字化转译中如何适配数字时代的审美，也需要多加探索。

3. 技术同质化问题。比如，若过度依赖全息投影和LED投影，未能开发与新场景适配的媒介新形式，长期下来会导致作品的辨识度降低。如何通过引入水、雾、光、声等“非固体”视觉媒介，以及对完整屏幕进行不规则处理来破解这一同质化难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4. 商业模式开发问题。比如，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协调、整合包括政府、资本、民间、高校（研究院所）在内的多方资源，形成合力，从而解决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的问题。

5. 戏剧数据伦理问题。这涉及隐私保护、AI创作版权和管辖权等的归属、算法偏见、数据垄断等问题。比如，讨论如何建立区块链平台的联盟组织，对AI生成剧本、虚拟数字人作品进行实时存证，留存提问痕迹、创作底稿、人工修改记录，区分AI生成内容与人类原创内容，以便清晰界定著作权。

6. 行业标准问题。目前“人工智能+戏剧”类作品的评价体系缺少主导标准、专属批评术语。未来戏剧评价体系亟待建构。这又关系到评价者怎样才能对“数字+戏剧”作品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算法创造性间的“配比”合理性做出客观裁断这一核心问题。

7. 戏剧人才培养问题。比如，高等院校中的“数字+戏剧”相关专业如何在传统戏剧类专业基础上生发？又如，戏剧产业数字转型所需的人力资源（既熟悉戏剧又了解AI算法，还掌握数字资产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如何在传统艺术管理专业基础上生成发展？

其中AI引发的戏剧人才培养问题，在当前高校教改背景下尤其值得重视，这是一个关乎戏剧学科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目前，AI已经成为戏剧创作的一个有力辅助工具，然而过度依赖会导致人的戏剧创造力的退化。戏剧教学如何基于AI使人的眼、手、脑在戏剧创作上更加协调而非退化，是人才培养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AI在资料收集、整合上的功能比较强大，是以往数据库、搜索引擎无法比拟的，将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必备的方法在研究生教育教学中推广，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目前AI在数据处理上仍存在深度伪造的情况，如何引导学生在坚守学术诚信的前提下合理使用AI辅助戏剧理论学习、戏剧创作实践以及戏剧学术论文写作，是未来戏剧高等教育需要直面的难题。从学术规范教育、研发全新的学术不端抵御机制和开发AI检测系统几个方面，多管齐下，抵御风险，是未来戏剧影视类研究生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当然也是未来戏剧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此外，加强培养“新三态”本体辨析、趋势预判和对策分析的复合型研究人才变得势在必行。这类复合型人才，能够坚守戏剧人文内核，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熟悉数字演艺，关注戏剧行业动态，掌握传统戏剧学研究方法，善于运用田野考察法、模型分析法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新研态”能够良性发展，离不开这一研究群体的持续努力。这应是高等戏剧教育人才培养不容忽视的一个方向。为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次第衔接的硕博课程体系。硕士生课程一方面继续夯实传统戏剧学基础，开设戏剧理论专题研究课；另一方面，通过购买在线课程、打通全院课程、开设新课等方式接入《未来戏剧学导论》《未来戏剧概论》《数字演艺》《艺术与人工智能应用》《戏剧产业数字化》《智库写作》《新型戏剧应用场景开发》等课程。此外，要求硕士生参加各类各级竞赛，以赛促教，通过比赛将戏剧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国家导向与“人工智能+戏剧”知识进行融汇。同时，尝试让学生选修AI创作系列课程。博士生课程则一方面注重知识传授和学术训练，另一方面将依托数智文艺创新实验室，使他们走进行业的前沿区域，参与数字演艺创作，深刻体会数智技术在当前戏剧实践中的应用现状并酝酿学位论文选题及相关课题。

以上所列本体研究、趋势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成果，通过组织、勾连可以形成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未来戏剧知识体系无疑是戏剧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未来戏剧知识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性框架可以体现未来戏剧学各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运用知识。而知识的组织可以借助概念和规律，通过概念我们总结事物的特点，通过规律我们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古典戏剧知识体系以曲为核心辐射出曲源、曲种、曲家、曲派、曲目、曲集、曲律、曲伎、曲论等知识类型，那么，未来戏剧知识体系则是以数字技术为“底盘”，从戏剧生态链各环节生发出“数字+”的领域，并由此衍生出知识的框架。

结 语

回顾近代学术史，一门学科的创建往往需要一部奠基之作，它研究过去不曾被学界关注的对象。作为开端，这部著作提供了巨大的学术吸引力，在它的影响下，一个共同致力于它所关注对象的研究群体开始出现。这群学人通过解析对象构成、选取不同视角等操作不断发展出新的分支领域。再后来，有人试图对这些领域、视角进行整合，搭建学科框架、划分多级学科体系，学科于此基本成熟。学科一旦成熟，后来者便有了因循的对象、领域、方法、视角和范式，能够在研究格局中迅速找到学术增长点。因此，确定研究对象是学科滥觞的标志，学科不断孕育成熟的过程，也是学术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为此，我们的首要工作便是确定未来戏剧这一研究对象，对其内涵进行学理性界定，并由此催生出未来戏剧学这一扎根现实变革、服务行业发展、关注生态变革的新型交叉学科。这也决定了它的研究应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们通过对构成未来戏剧的三个重要维度——“新三态”——的分析，区划出未来戏剧学的研究格局——本体研究、趋势研究和对策研究。和传统的戏剧学不同，未来戏剧学的学科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以多学科知识架构为研究基础。未来戏剧学以戏剧学为核心本体，同时需要借助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美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研究，并致力于打造“戏剧+科技+人文+管理”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体系。第二，突破回望式研究，引发研究范式转型。不同于戏剧学传统的文献考据类研究，也不同于现象归纳和解读式的研究，它需要基于多学科知识与理论，尤其是在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在纷繁的戏剧新现象中，开展本体、对策与趋势“三位一体”的研究。第三，学科内涵保持动态调整与更新。未来戏剧学是一门动态发展、持续迭代的学科，其研究方向与路径始终与时代发展、国家战略、行业需求同频共振。不同于传统的戏剧学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未来戏剧学的建设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AI技术的迭代升级、“文商旅体展”的一体化创新发展、国家文化和戏剧政策的调整，其研究重点、分支领域也会及时优化。总之，未来戏剧学作为戏剧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个研究生招生方向，亟待建设。

［本文为“2026年上海市教委立德树人专项扶持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

上海戏剧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上海戏剧学院数智文艺创新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