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立国，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长聘教授，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教育思想史。
摘要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具有内在逻辑性。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知识是逻辑起点，人是载体和主体，创新是战略目的。高等教育是三者一体发展的重要连接点和集中交汇点。高等教育要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有力支撑者、有效协同者和有为贡献者，建立健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支持体系。从有力支撑者看，主要是要根据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需要，加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从有效协同者看，主要是要引导高校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培养适合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从有为贡献者看，主要是要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以质量和贡献服务国家战略和现代化发展。应以此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成为支撑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重要政策抓手，持续释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政策效能。
关键词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高等教育政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学科专业调整；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部署“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明确“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深刻指出，“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这些论述阐释了一体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发展。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集中交汇点和重要连接点，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和面临的形势使命在发生深刻变革。从高等教育本身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上大学不再是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但是，高等教育的结构与质量面临着优化和提高的问题，即需要通过学科专业结构、层次类型结构与区域布局结构的优化和质量提升，来重塑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同时，我国产业不断升级和科技快速发展，由21世纪初的“世界工厂”到现在的“全球研发中心”，产业发展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高等教育必须适应这些新形势与新任务，构建新的高等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政策的着力点必将随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要求而转型，由传统的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小逻辑”到融入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由高等教育自身定位到与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一体的高等教育体系重塑到功能再造，由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到与行业企业合作人才培养的新模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范式必将进行深刻变革。因此，高等教育提质扩容被赋予了新的政策含义：要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相对不足、人才培养结构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需求不完全适配、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机制尚不够深入、评价和资源配置仍比较偏重规模数量等现实问题中，重新思考高等教育如何支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如何使得提质扩容真正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关键政策抓手。
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涵与高等教育定位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具有内在逻辑性：知识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逻辑起点，人是三者一体发展的载体和主体，创新是三者一体发展的战略目的。
教育、科技、人才是围绕知识这一逻辑起点而成为一体发展的。科技是知识生产与创新活动，教育是知识传授与传播活动，人才是知识的载体和创造学习与应用主体。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承担着知识生产创新、传授传播与应用转化的功能，所以是三者一体发展的集中交汇点和重要连接点。什么是知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知识的含义很广泛，知识是人类通过实践、学习和思考获得的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理解，既包括事实、概念、技能等科学知识，也包括价值观等人文知识。在农业社会，人类知识主要是道德知识体系，宗教知识体系，以及人类关于农业生产、医药等方面基于经验判断的知识，没有现代意义上科学知识的含义。1620年，培根在《新工具》中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工具和知识观，其书名直指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培根最广为人知的主张是“知识就是力量”，但这一表述常被简化。其完整语境强调：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认知，更在于实践运用。培根在《新工具》中指出：“人类知识与权力归于一”，真正的知识必须转化为对自然的支配能力，从而改善人类生活。培根将知识的终极目的定义为“征服自然”，而非满足形而上学思辨。他强调科学应服务于技术进步与人类福祉，如医学、农业、工程等实用领域。这一思想直接为近代实验科学与工业革命提供了哲学基础，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它标志着科学方法从“思辨”向“实证”的根本转向，影响了牛顿、波义耳、洛克等后世科学巨匠。英国学者斯宾塞明确提出科学知识价值论，直接推动了19世纪欧美课程改革，使自然科学取代古典语言成为教育核心。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是以科学知识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美国高等教育界有句名言：没有人文知识的科学知识是不完整的，但没有科学知识就没有人文知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是建立在科学革命和工业化、城市化基础上的，必须要与现代科技和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知识的展开，这种知识是以科学知识为主的知识体系，包括知识生产创新、传播传授、转化应用等多重环节。
人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主体和载体。从载体看，人承载知识传递、价值塑造与能力培育的功能，是教育的培养对象；人是科技创新成果的使用者，承载创新成果的生成与迭代；人是人才的基础，人才流动、结构优化承载着国家创新体系的“神经网络”。但人更是主体，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不是三者“简单叠加”，而是以“人”为轴心、以人才成长为核心的系统重构。从教育维度看，人是教育的主体，学生是学习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育人实践的主导者；教师是主导，学生为主体。从科技维度看，科研人员是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的创造者，用户是创新应用的反馈者，持续帮助技术改进。从人才维度看，高素质人才更是新质生产力的直接推动者和创造者、实践者。人不单纯是被培养的对象和消费者，而是驱动变革的引爆者和推动力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使命，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创新生态中自由生长、充分释放潜能，成长为某个方面的人才。评价体系要由数量导向转向“重质量、重能力、重贡献”，制度设计要从“物本导向”向“人本导向”转型，“投资于物”要与“投资于人”深度融合，从而形成我国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
创新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目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目标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前了十五年，就是要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我国即将迈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条件和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造创新，发展模式亟须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动国家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全面转型，建立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的科技自立自强体系。这意味着我国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创新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这对教育加强前瞻性部署和创新创造人才、理工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战略领域急需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迫切，亟待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
二、高等教育要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有力支撑者、有效协同者和有为贡献者
高等教育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连接点和集中交汇点，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教育体系看，建设教育强国，基点是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教育成效的最终效果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上。当前基础教育改革难题众多：“双减”政策落地难、应试教育固有问题难以消除、素质教育难以贯彻、社会看待基础教育好坏的标准还是在于升学率。这些难题的成因有基础教育本身的局限，更在于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不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充分，导致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升学难度大。所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作为龙头，在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中居于战略地位。从科技创新看，高等教育本身就承担着科学研究的职责，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在科技创新中居于重要地位。放眼全球，诺贝尔奖得主主要集中于各国的著名大学。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要职责，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涵和重点。要把培养使用科技人才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结合点，加强理工科研究生培养，着力扩充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理工科人才的规模，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应将学科专业调整作为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建立战略急需学科专业超常设置布局，定期更新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十四五”时期优化调整比例超20%。在人才培养方面，实施“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等，加大深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力度，不断培育壮大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从人才角度看，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使命和职责，要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学科交叉融合明显、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新形势，加快人才培养范式改革，使得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更好地适应新兴领域前沿技术加速迭代的新趋势。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设实习实训基地，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相匹配。
高等教育要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有力支撑者、有效协同者和有为贡献者。高等教育政策要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就需要跳出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进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大逻辑”，根据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要求，进行高等教育布局和政策定位，建立健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高等教育政策支持体系。从有力支撑者角色看，主要是要根据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需要，加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支持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博士研究生占比。从有效协同者角色看，主要是要引导高校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培养适合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从有为贡献者角色看，主要是要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以质量和贡献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有力支撑者、有效协同者和有为贡献者，其功能发挥并非自动实现，而是依赖于相应的资源配置、结构优化与制度安排。这种功能实现集中体现为高等教育提质扩容这一关键政策抓手。当前，高等教育提质扩容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于优质资源供给不足、结构适配不够、制度协同不强和贡献导向不鲜明等深层问题。一方面，优质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高水平高校资源供给仍难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和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类型结构与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区域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不适配情况，科教融汇、产教融合还不够深入，评价和资源配置机制仍较多受规模、数量和身份导向影响。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扩大招生规模，而必须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框架下，回答“扩什么、如何扩、为谁扩、靠什么机制扩”的问题。
从这一意义上看，有力支撑者、有效协同者和有为贡献者构成了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政策创新的三个功能维度。作为有力支撑者，高等教育提质扩容要重点解决优质资源供给不足问题，应通过扩大优质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高水平高校资源供给，增强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作为有效协同者，高等教育提质扩容要重点解决结构不适配和机制不贯通问题，以国家战略需求牵引学科专业调整、培养结构优化和科教产教融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衔接。作为有为贡献者，高等教育提质扩容要重点解决质量贡献导向不足问题，通过完善以质量、特色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与资源配置机制，引导高校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贡献。
三、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张有力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提质扩容是“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是“投资于人”以“形成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的具体体现，是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本质要求。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优质本科教育的扩张；二是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和博士生培养占比提高；三是办学类型方面，“双一流”建设高校适度扩容。为什么要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其目标和目的是什么？
从人口结构看，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只有通过教育等举措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才能赢得人才红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我国在2022年开始出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负增长，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14.9%，意味着我国已正式步入老龄社会。面对这样一组数据和老龄化社会的突然降临，社会舆论表现出极大焦虑。学术界的流行观点是随着人口总量见顶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总需求将不足，整个社会创新能力将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潜力出现显著下降。关于如何克服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的冲击，国际经验就是要扩大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使得人才效能充分释放，从人力资源走向人才资源，进行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7200万人，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总体规模接近2000万人；“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累计向社会输送5500万人才，每年培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超过500万人，全球领先。
从我国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面临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深刻转型，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成为关键，高素质人才和劳动者有效供给成为焦点。英国相关杂志网站曾于2024年刊文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研发实验室的作用日益增强，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已成为创新的摇篮，其创新成果正广泛应用在全球各地。”我国由过去的世界工厂到今天的世界研发实验室，再到未来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经济发展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以依靠资源投入、人口优势为主的资源驱动模式，到今天以依靠技术进步与人才资本积累为主的技术驱动模式，再到未来依靠原始创新与人才效应带动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高等教育的作用与人才培养的规模、结构、布局及培养模式不断发生变革。从世界工厂到世界研发实验室，再到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高等教育的使命与责任在不断变迁，高等教育的地位从边缘到龙头再到中心，从适应到带动再到引领。
中国出口结构经历了从初级产品主导到工业制品主导的深刻变革。改革开放初期，初级产品（如农产品、矿产品）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工业制品出口占比逐步提升，至2007年已超过90%，标志着中国从资源依赖型经济体向制造强国的转变。现在则是转向以高技术产品出口为主。2025年，我国货物出口额为269890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64683亿元，同比增长8.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67806亿元，同比增长8.0%。主要出口产品中，集成电路出口14442亿元，同比增长27.4%；汽车（包括底盘）出口10183亿元，同比增长22.0%。与此同时，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有所下降，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下降4.4%，鞋靴下降10.8%，家具及其零件下降5.6%，箱包及类似容器下降12.9%，玩具下降12.1%，反映出出口产品结构和产业升级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还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模式，人口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的教育改革主要是普及义务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职业教育。1999年，我国开始了高等教育大扩招，高等教育发展才步入快车道。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取得重大突破。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一方面为高等教育普及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高校由传统的学术组织到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社会服务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在高等教育领域成为共识。未来，要实现从世界研发实验室到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跨越离不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必须发挥龙头作用和中心地位，真正成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和重要连接点。这一阶段性转变表明，高等教育发展正在转向国家发展与创新体系需求牵引，其政策含义在于“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供给、结构调整与制度安排。同时，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不再是单纯的规模扩张问题，而面临优质资源供给不足、结构适配不充分等挑战，亟须政策创新回应。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亟待扩大。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呈现“金字塔型”，专科占比较高，研究生占比偏低。从2025年招生数据看，全国普通本科招生503.71万人，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生85.42万人；职业本科招生15.41万人，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生4.66万人，本科层次招生合计609.20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51.70万人，另有五年制高职转入专科招生58.74万人，专科层次招生合计610.44万人。按上述口径计算，本科招生占比为49.95%，专科招生占比为50.05%。一些人口大省，如山东、河南、河北等，本科招生占比在40%左右，考入本科难度很大。“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才培养占比偏低，据本文课题组统计，2023年我国普通高考本科录取率约为48.44%，“双一流”高校录取率约为5.93%。很多人口大省，如贵州、山东、广西、河南、江西、云南、河北等，“双一流”高校录取率仅为2%左右。有学者从中美高等教育比较视角出发，以2020年数据为例，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占比为4.97%，一般本科院校占比为41.11%，高职高专院校占比为53.92%。美国研究型大学数量占比为7.02%，一般本科院校占比为60.28%，两年制学院占比为32.70%。美国三类高校2020年的学位授予数据显示，研究型大学的学位授予数为943267，占比为30.15%，一般本科院校的学位授予数为1167309，占比为37.32%，两年制学院的学位授予数为1017536，占比为32.53%，三者毕业生数据基本平衡。202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占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比例为7.35%；“985”高校的毕业生更是只有约18万人，仅占我国高校毕业生的2.27%。一般本科院校毕业生占比为52.81%，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占比为39.84%。从研究生培养来看，课题组依据世界银行2020年国别收入分类标准，将各国家（地区）分为高收入国家（地区）（人均收入高于1253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4046—12535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地区）（1036—4045美元）和低收入国家（地区）（不到1036美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这一目标，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较2020年翻一番，人均GDP将达到2万美元以上。2015—2018年，高收入国家（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值为76.11%，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平均在校生规模占比分别为21.81%、58.24%、17.27%与2.68%。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地区）平均本科占比不到60%，专科占比在20%左右，研究生教育占比在20%左右。2015—2018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值为50.11%，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平均在校生规模占比分别为28.32%、63.04%、7.55%和1.10%。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本科占比超过60%，专科占比低于30%，研究生总占比低于10%。在2025年，我国在学研究生429.95万人，如果按照窄口径计算，占全体在校本科和研究生数4383.91万人的9.8%，如果按照在读人数计算，占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872.57万人的8.8%。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变化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相一致，即精英化时期本科教育占主导，到了大众化时期则重点加强高等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建设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在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的背景下，在我国发展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优化，即积极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大“双一流”高校规模，扩大优质本科招生占比，提高研究生招生占比，使得我国的人才培养结构由现在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张不仅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更是高等教育成为“有力支撑者”的核心途径。但需要看到，资源扩张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能力提升，如果缺乏与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及科教产教融合机制的协同推进，扩容仍可能停留在规模扩张层面。如何在扩大优质资源供给的基础上，推动人才培养结构与国家战略需求有效衔接，成为高等教育提质扩容进一步深化的关键，这也构成了高等教育从“有力支撑”走向“有效协同”的政策逻辑延伸。
四、以高等教育科技人才自主培养有效协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增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系统观念，准确把握三者一体推进的内涵和重点，把培养使用科技人才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结合点，加强理工科研究生培养，着力提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理工科人才规模，激发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将学科专业调整作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抓手，通过建立战略急需学科专业超常设置布局，定期更新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等举措，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十四五”时期优化调整比例超过了20%。2024年增设了国家战略急需本科专业点1673个，撤销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专业点1670个。为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60多所高校、100多家企业联合招收了2万多名工程硕博士。
从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普遍将科技人才培养置于教育的重要位置，重视STEM学科人才培养，尤其是研究生培养。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发布的《本科的科学、数学、工程教育》报告首次提出，应将“科学、数学、工程和技术教育”集成于一体的政策建议，这一倡议标志着美国STEM学科教育体系建设的开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美国大幅拓宽STEM学科领域，新增新兴学科领域。2022年1月，美国发布《STEM领域指定学科项目列表更新》政策，大幅拓宽STEM学科范畴，新增生物能源、林业、森林资源生产与管理、云计算、地球系统科学、气候科学、数据科学、工业和组织心理学、计算社会科学等22个STEM学科领域，新增学科着重强调了向信息技术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拓展的重要性，旨在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2022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发布了重新调整后的《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清单》，明确提出19个关键技术领域及103个重点技术方向，旨在使STEM学科教育与关键和新兴技术保持同步，以确保美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STEM人才培养能力高居全球首位，但我国正在快速追赶。据相关数据，2000—2019年，美国每年培养STEM学科博士人数从1.74万人增加至3.06万人，我国每年培养STEM学科博士人数从0.75万人增加至3.98万人，培养规模已经超过美国。
日本在培育科技创新人才方面一直颇有经验，21世纪以来涌现出21位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近年来，日本的国际论文发表数、被引用数等关键性指标显示，其研究能力呈现出相对下降趋势，国际排名下滑明显。2021年，日本政府实施了“下一代研究者挑战性研究计划”以及“面向科技创新的大学伙伴关系创设工程”，为专注科研的优秀有志博士生提供力度更大的经济补助（含生活费全额及研究费），并帮助博士人才打通包括产业界在内的广泛职业通道。比如，为从事科研助手的博士生提供合适的待遇、与企业合作提供长期带薪的工作型研究见习岗位等。同时，强化女性科研人才培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高等教育机构新入学学生中选择STEM学科的女性占比，日本为所有成员国中最低。对此，日本政府决定向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理工类学科女子入学率的大学提供财政支持。此外，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实施了“女中学生理科志愿选择支援计划”，组织在科技领域活跃的女性研究人才、技能人才、女大学生等，举办面向女中学生的交流会、实验教室、送课上门等活动，为女中学生选择合适的理科志愿提供支持。
德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包含两个体系，研究型大学与应用技术大学并行。近年来，应用技术大学凭借紧密联系企业、服务区域等特殊优势，在不少领域特别是应用型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科研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综合性大学。有不少应用科学大学被纳入原本只有综合性大学才可加入的“欧洲大学协会”，该协会被视为“高校科研俱乐部”，通常只有具备强大科研实力的高校才有资格进入。应用技术大学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一是与综合性大学合作，共同开办博士生院，以“联合培养”的形式开展；二是应用科学大学单独争取“博士授予权”，独立培养博士生。应用科学大学正在经历一次大的转型，旨在提升自身应用性、实践性特色突出的应用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
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经验看，面对科技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挑战，必须要拓展STEM学科范围，促进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等战略性学科建设，重视研究生人才培养，为科技强国奠定人才基础。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这是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命题和必然要求。一些高校虽然调整了学科专业，但课程设置基本未更新，存在“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实质调整少，形式调整多，尚未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和创新链学科专业体系，特别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滞后，重点领域人才总量不足、质量不高、供需不适配等问题较为突出。要推动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资源共享、课程共建、人才共育，克服课程设计与企业需求“两张皮”问题，行业企业要将合作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围绕战略重点领域加强本硕博贯通化培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赋能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升STEM人才的科学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背景下，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的重点转向如何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协同。这既涉及协同内容重构，即推动学科专业体系、人才培养结构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适配，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交叉领域培养科技人才；也涉及协同方式转变，即通过科教融汇强化科研对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通过产教融合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行业企业协同育人。只有在内容与方式两个层面实现有效协同，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才能从“规模扩张”走向“结构优化”和“能力提升”，真正把人才培养优势转化为支撑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升级的现实能力。
五、以高等教育质量与贡献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成为每个个体走向工作岗位的必备条件，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每个个体、每个家庭密切相关，更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密不可分。自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并应用其解释经济增长剩余的谜题以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美国长期重视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将教育发展视为经济发展的源泉，教育被视为一种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美国将经济发展的缓慢归咎为美国教育的失败和学生学业成绩的下降。从《国防教育法》到《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再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都是希望通过教育改革，以教育质量打造更强大的经济增长引擎。就高等教育而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直接作用机制、间接作用机制与联合作用机制。人力资本的直接作用机制由卢卡斯提出，将人力资本视为等同于土地、劳动力等直接投入的生产要素，教育形成人力资本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促进作用。尼尔森与菲尔普斯推导出，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对创新知识或技术的吸收与扩散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形成了人力资本的间接作用机制。阿格海恩与霍韦特通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既作为直接投入的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也作为技术生产的关键投入品间接地共同推动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三种作用机制对此后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高等教育作为形成高层次人力资本的主要机构，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样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本研究根据人力资本的三种机制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必须由原来的重视规模数量到重视质量、特色与贡献，由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到融入区域经济与国家战略的发展战略。要以高等教育评价改革为指挥棒，引导高校提高质量和发挥办学特色，更好服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要形成对于经济发展和创新的贡献，离不开前文论述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张和人才培养结构，尤其是学科结构、层次类型结构，以及区域布局结构的优化。评价是指挥棒，要改变以规模与数量为主导的评价方式，建构聚焦“质量、特色、贡献”的具有引导性的贡献度评价模式。贡献导向的评价以范式创新确立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导向、以多维评价构建高校特色发展的新框架、以贡献导向激发高校追求卓越的新动力，引导高校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提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力与贡献力。服务国家战略导向，聚焦质量贡献，从而发挥高等教育对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引领价值。从“定量计数”转向“贡献赋能”，弱化论文数量、头衔称号等量化指标，将评价重心从简单的数量积累与规模导向，转移到人才培养与研究成果对科技发展、国家战略、行业进步和社会民生的实际贡献与价值创造上，强调核心技术突破、服务国家战略等高质量成果。通过评价改革引导不同高校科学定位、各安其位，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引导高校聚焦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投身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升竞争优势。
总之，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背景下，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的最终指向在于提升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贡献。这既要求明确贡献的重点领域，即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升级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形成持续支撑能力；也要求完善实现贡献的制度机制，通过建立以质量、特色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与资源配置体系，引导高校更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成效。其政策创新关键在于推动评价标准、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导向由规模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与贡献导向，使高等教育发展从“扩规模”走向“提质量”、从“重投入”走向“重产出”、从“注重内部发展”走向“服务国家使命”。以此为牵引，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由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与贡献导向，从教育体系内部的发展举措跃升为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支撑国家创新体系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持续释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政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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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26年第01期
